1918年，在进步知识分子的大力推介下，“五一”第一次进入国人视野。1920年5月1日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九江、唐山等工业城市，第一次举办了庆祝“五一”的群众活动，李大钊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《“五一”运动史》，这标志着“五一”观念在中国生根发芽。
有趣的是，我们所理解的“五一”与“五一”初衷，从一开始便存有差异。
“五一”源于工人阶级争取合法权益，它与八小时工作制、改善劳动条件、平等政治表达等具体要求紧密相连，而在中国，则以“劳动创造世界”、“劳工神圣”等政治理想为内核。
90多年弹指一挥间，“五一”的观念在不断变化中：对于60多岁的人而言，它是神圣；对于50多岁的人而言，它是节日；对于40多岁的人而言，它是活动；对于30多岁的人而言，它是长假……
这本观念史的大书，写尽了时代变迁的苍凉与感慨，让我们难以释手。
学者高巍：“五一”为何没能融入民俗
“五一”尚未融入民俗，因为它是个政治性节日，而非民俗节日。民俗节日源于人们本能的需求，自下而上发展而成，而政治性节日往往自上而下，虽有深厚的群众基础，但容易随时代潮流的变迁而变迁。
以我姑姑为例，她十一二岁不得不去学徒，没受到良好的教育，解放后，她进了北京针织总厂，刚去时吓了一跳，厂里有宽大的林阴道、工人图书馆、哺乳室、休息室等，“五一”对她来说，是劳动者当家作主的自豪感。而到我工作时，印象中每到“五一”，街道的大爷大妈便开始巡逻，所以我观念中的“五一”，和父辈完全不同。
到上世纪八十年代，自由职业者越来越多，可这些体制外的人很难参与到“五一”活动中，更别说得劳动奖章了，所有人乐意参与才是民俗，“五一”离自由职业者们越来越远，这使其更难民俗化。
为什么在国外，“五一”能融入民俗呢？
“五一”源于争取八小时工作制、改善劳动条件等，在今天，这些目标都已实现，但作为人类争取平等权利、建设美好政治的里程碑，“五一”已深深地嵌入其文化之中。因为我们是人类，我们天然有拓展自由之路的责任和义务，从这个角度看，“五一”精神永存，对于权利被侵害、被忽视的人们来说，它仍有意义。
相比之下，我们尚未找到这样的立足点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，我们的“五一”观念一直在变迁。在今天，“五一”有融入民俗的契机，即倡导“劳动光荣”、“劳动创造财富”，这既符合我们民族的传统，也适应时代需要。
但问题是，在现代化背景下，“劳动创造财富”的观念能否经得起现实考验？毕竟，还有少数腐败分子不劳而获，还有既得利益者靠垄断盘剥，还有投机者利用价格波动得到收益。如果炒买炒卖赚的钱比努力工作多，如果埋头打工却看不清方向，那么，这个观念就不易被接受。
“五一”没能融入民俗，很多人认为是缺乏好的形式，我不同意这个观点，形式不是万能的，生产力发展了，生产关系也要相应地做出调整，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好的形式。只强调形式，不调整生产关系，意义不大。而调整生产关系，就要从制度设计入手。
“五一”要融入民俗，必须和人性的根本需求结合起来，和历史发展的潮流结合起来。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可能一代人都无法完成，这需要一切有理想、有追求的人们的共同努力。（文：陈辉）
6个人的6个10年
1950年代
讲述者：夏学銮（北京大学教授）
大红花
上个世纪50年代初，我正上小学，细节已经记不太清楚了，印象最深的是每到“五一”都要开大会，表彰劳模。
那时“五一”不放假，上午半天仍旧上课。吃完午饭，下午搬个板凳去开大会，有时也站着。开会大多都是表彰劳动模范，被表彰的人一排站在台上，披红挂彩，戴大红花，非常风光。
那时“五一”基本上符合它的原意，是劳动者的节日，被表彰的人会成为大家羡慕和学习的榜样，这是整个社会对劳动者的一种褒奖。
大城市里会有更大规模的活动，北京、上海、天津几乎每年都有游行，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广场，那时我没法参加，只能从别处听来一点儿。对我来说，记得最清楚的还是劳模胸前的大红花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不仅是我，许多人都希望把它戴在自己胸前。
1960年代
讲述者：傅德志（中科院研究员）
饺子
从1960年到1963年，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困难的一段时间。那时我正上小学，又生活在城市里，对饥饿记忆感觉并不特别深，因为父母会尽可能把有限的食物留给孩子。
那时“五一”会放一天假，学生放假，父母也放假，他们打扫房子、整理家务什么的，我父母常开玩笑说，劳动节就要劳动劳动。记忆最深的是，每到“五一”，总是能吃一顿好吃的，多数时候是饺子，那个年代吃饺子不容易，提前很多天就开始期待。
除了吃好的之外，就是逛公园了，我生在东北，东北的春天来得比南方晚，“五一”正是初春，柳树、杨树刚发芽，一家人去公园踏青。
“文革”开始了，我下乡插队，在农村，没有“五一”不“五一”的问题，不放假，也不过节，该劳动一样劳动。所以对于“五一”的记忆，也就是饺子和公园了。
1970年代
讲述者：王干（作家）
红五月
“五一”很奇怪，这是个西化的节日，但是西方人却不怎么过。当年发起工人大罢工的芝加哥，现在是不过“五一”的。
我记得的最早过“五一”的情景，大约是“文革”时代，那时五月是很重要的月份，有很多特殊的日子，“五一国际劳动节”、“五四青年节”、“五五马克思诞辰”等，还有“五七”、“五一六”等，所以把五月叫做红五月。
“五一”是红五月的开始，这一天非常重要，最主要的事情当然是开大会，大会的内容也有很多，有加入红卫兵的仪式，有工人阶级代表发言，有批判活动，有革命教育演出，有样板戏等等。这一天人们通常会非常忙，大会一个接一个，学校、机关等活动更多，一早起来，很晚才能回家。
“五一”只是一个开始，之后整整一个月里，各种节日、纪念日接踵而来，都是这个模式，不断地开大会，不断地演讲、批判，一直到这个月结束，才会变缓。
1980年代
种树
讲述者：雷建军（清华大学教授）
1980年代，是我从小学到中学的时代，那时“五一”不放假，实际上我的同龄人普遍对“五一”没有什么概念，也不觉得是个节日，因为不放假，一切照常。如果说有什么值得记忆的，就是种树了。我是北方人，北方春天来得晚，虽然3月12日是植树节，但那时天气没回暖，地也没化冻，是没法种树的，种了也活不了。往往要到“五一”，才能真正种树。
我上学时，每年“五一”学校都组织学生种树。我老家是平遥，我们每年都在古城墙的外面种树，这么多年下来，如今已经种了一大圈儿了。
1990年代
讲述者：天下霸唱（作家）
放假
到1990年代，我已经上中学了。对于“五一”，没什么特别印象。
“五一”放假一天，通常就是休息一天，和周末差不多，至于劳动节、国际之类的，没想过，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触。有时候也会去春游，或者是班级组织，大家自愿参加，或者是几个同学朋友相约一块儿去玩，可能这就是关于“五一”唯一能记住的东西吧。
如果说还有什么和“五一”有关的，可能是电视上通常都有晚会或特别节目，不过很少看。对那个时代的我们来说，“五一”其实没有什么意义，除了不用上学，和平常的任何一天没什么两样。
2000年代
旅游
讲述者：步非烟（作家）
记忆最深刻的，当然是第一个黄金周的时候。我是四川人，第一个黄金周的时候我已经到北大上学，第一次有这么长的假期，特别兴奋，我们全宿舍的人集体去山东爬泰山。在以前，没有这样的假期能让我们完成这样的一个计划。
在相当一个时期，“五一”是长假，长假有很多可做的，比如吃喝玩乐之类的事情，不过对我来说，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旅游，我去过云南，去过山东，去过湖南……即便是回成都老家，也不是在家呆着，而是到周边去玩儿。我记得有一年长假回家后又去爬峨眉山。去之前，觉得就是个爬山，几乎没做什么准备，但是去了以后，发现自己太小看了峨眉山，没想到它那么大，最终走下来的时候，累得我都不成人形了。